为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点亮智库联合中国企业联合会、北京国信数字化转型技术研究院、中核集团、航空工业集团、国家电网等40余家央国企、行业协会、科研机构、服务企业等单位，就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指数与方法路径进行了课题研究。结合研究成果，本报特推出《点亮智库谈数字化转型》系列报道，分别从产业新赛道、转型趋势、指数、体系、阶段、路径等角度，对国企的数字化转型进行剖析和解构。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强国建设的中流砥柱，在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高质量发展、创新能力提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正发挥巨大效能。点亮智库认为，国有企业只有把握好当下数字化转型的趋势，才能新时代新征程中更好地完成好自身使命和担当。具体来看，主要趋势体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一是从重视数字化战术价值转向重视数字化战略价值。

近年来，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将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数据驱动的理念、方法和机制根植于发展战略全局；对其战略定位从短期的、局部的提升业务运行规范性和效率的工具、手段，转向长期的、全局性的企业核心竞争力构建、企业价值创造和获取的核心，价值关注点从提升效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向数据驱动的商业变革，场景化、个性化的客户体验转变。数据显示，以2020年为分界点，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发展战略核心的国企占比从13.6%提升至21%，设置数字化转型专项规划的国企占比从39.6%提升至46%；数字化转型专项规划仅侧重信息技术应用的国企占比从60.4%下降至54%。

二是从追求经济效益转向承担数字经济时代更大社会责任。

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关系自身竞争力提升，更关乎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国际国内双循环、人民美好生活满足等，因此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定位从单纯追求提质降本增效等经济效益，转向构建数字企业或产业生态，通过价值网络、价值生态的共建、共创和共享，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关联产业、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履行数字经济时代更大的社会责任。以2020年为分界点，战略定位为构建数字企业、共建社会化生态系统的国企占比从7.1%提升至13.6%。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华电集团等能源央企均聚焦构建综合能源服务生态圈，通过平台化、生态化更好地服务于民生生活、社会生产和政府管理。中国电建等聚焦构建工程数字化生态圈，催生建造服务新业态。

三是从多元化投资、财务管控转向更强有力的战略和运营管控。

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国有企业的重要职责，传统的方式主要以多元化投资、财务管控为主，数字化为国有企业实施更强有力的战略和运营管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通过建立数据驱动的战略闭环管控和动态优化机制，不断增强战略的控制力、竞争力和创新力，更好地统筹国有资本做优做大做强；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尤其是集团型国有企业通过建立统—管控平台，扩大管控范围，细化管控粒度，实现全企业（全集团）资源、资产的集中管控和优化配置，从而不断提升国有资产利用效率，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据统计，2020年超过50%的国有企业实现了财务/资金、人力资源、协同办公集团统一管控，超过20%的国有企业实现项目、采购/供应商、销售/客户等集团统一管控，接近15%的国有企业实现公共技术、大数据等集团统一管控。

四是从关注业务流程的数字化运行转向新产品、新模式、新业务创新。

随着新一代新技术与业务融合的不断深化，部分国有企业在实现业务流程的数字化管理、运行的基础上，转向有效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数字时代竞争能力，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培育，推动业务创新转型。据统计，以2020年为分界点，开展网络化协同、服务化延伸、个性化定制的国有企业比例大幅提升，均提升了5个百分点以上，已有超过15%的国有企业开展了数字业务培育，60余家央企专门成立了数字产业公司。

五是从单元级业务场景转向全领域、全价值链、全产业链级业务场景。

大国大市场优势为我国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完备的产业链条和丰富的综合应用场景，国有企业切实发挥产业龙头牵引作用，大力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企业内部局部、单元级业务场景逐步扩展到全产业链、全要素和民生服务全场景。以2020年为分界点，实现纵向管控集成的国企比例从11%提升至37.7%，实现供应链/产业链集成的国企比例从21.2%提升至35.6%，实现产品生命周期集成的国企比例从20.5%提升至33.5%。

六是从数据管理转向数据开发利用和价值挖掘。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最关键的生产要素，也是国有企业的核心资产。近年来，大部分国企已建立规范的数据标准和有效的管理机制，为数据的采集、存储、传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数据工作重心逐步转向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价值挖掘，对内建立数据驱动的智能辅助决策和全局优化体系，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对外通过数据的资产化运营培育壮大数字业务，形成数据驱动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以2020年为分界点，实现系统级数据建模的国企比例从25.2%提升至27.8%，实现数据驱动的辅助决策和全局优化的国企比例从7.6%提升至15.9%，开展数据资产化运营管理的国企比例从7.9%提升至11.3%，开展数字业务的国企比例从15.1%提升至16.5%。

七是从数字化支撑按分工高效运行转向数字化赋能跨部门、跨企业的组织管理变革。

信息技术对赋能组织职能部门、业务部门高效履行部门职责发挥重要作用。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职能驱动型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难以快速响应市场环境的不确定需求，通过数字技术手段打破“部门墙”，促进数据、资源、知识等高效利用和按需共享，推动跨部门、跨层次、跨企业的组织管理变革，加速向平台化、生态化的“柔性”组织转变，已成为国企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必然要求。以2020年为分界点，跨部门、跨层次开展组织管理创新的国企比例从19.9%提升至40.3%。

八是从IT资源平台化转向能力平台化。

云平台是支持企业轻量化、协同化、社会化发展，推进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工具。由于市场环境不确定性的持续上升，单纯的IT资源上云已经难以满足企业柔性发展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国企开始重视并推动能力的平台化。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实现基础资源和能力的模块化、平台化部署的国企大幅增长，已有10%的国企通过数字能力建设和平台化应用，向下赋能企业内外部资源按需配置，向上赋能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业务轻量化、协同化、社会化发展，推动企业快速低成本地开展多样化创新，提升应对不确定性的自适应能力和水平。

九是从以项目管理为中心的治理模式转向更加体系化系统化的治理模式。

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数字化转型治理也不仅仅是IT治理。传统的单点的、孤立的项目制治理模式导致数据、技术、业务、组织内的“烟囱林立”，而且束缚了四要素的互动创新，因此越来越多的国企开始重视并实施以企业架构为核心的数字化转型顶层设计，构建涵盖技术、流程、组织等要素的建设、运维和持续改进的协同治理杋制，统筹推进技术应用、组织设置等，保障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性、协作性和可持续性。以2020年为分界点，实现IT基础设施统一规划、综合集成和优化利用的国企比例从32.9%提升至39.5%，构建面向全企业的系统化治理体系的国企比例从11.5%提升至13.5%，设置集信息化、管理变革、模式转型及业务流程优化等职能为一体的一级部门建制的国企比例从1.2%提升至5.6%，设置专门的数字化岗位和职位序列的国企比例从30.2%提升至34.5%。

十是从静态被动、单点防御的安全体系转向主动防御、立体全面的安全体系。

网络和信息安全是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和前提。数据显示，已有接近60%的国有企业实现了关键设备设施信息、数据安全防护的自主可控，制定和实施系统性的安全可控的数字化转型整体解决方案和路线图成为当前国企安全防护的重点。在信息安全管理上，越来越多的国企从针对单元软件工具或单个数字化设备设施的安全防护体系向构建全面、系统的主动防御、预测性防护的安全体系。以2020年为分界点，制定并实施安全可控的数字化转型整体解决方案的国企比例从5%提升至5.8%，建立主动防御、预测性防护的信息安全体系的国企比例从10.2%提升至14.8%。